阿瓦雷兹：从梅威瑟的大战中，我学到了很多

也就是说，应该从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使用结果是否给他人私权造成损害的角度来衡量其法律义务和责任，而不是仅仅从占有或者使用本身来衡量。

2009年，以瑞典、芬兰、挪威等为主的欧洲12国签署了欧洲理事会的《公文获取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针对信息公开的国际公约，确立了信息公开原则的最低标准，如果批准的国家数量达到十个就可以生效。其次，《出版自由法》第2章公文的公开共18条内容，确立了信息公开的基本框架。

1937年，自1809年以来就存在的各种保密规则，被统一编纂为《公文获取权限制法》，通常称作保密法。1815年，瑞典规定出版自由案件引入陪审团，这也是到目前为止，瑞典唯一存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类型。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瑞典媒体也被要求保持中立，批评纳粹的刊物与报道一度被查禁，许多反纳粹的出版物（也包括少量亲纳粹的出版物），被禁止通过铁路运输，因而实际上无法流通。[47]第三，在秘密转移方面，接收秘密的机关并不必然有保密的责任。该文的内容同时收录于周汉华主编：《外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2页。

[2] His Majestys Gracious Ordinance Relating to Freedom of Writing and of the Press (1766), translated by Peter Hogg, in Juha Mustonnen (ed.), The Worlds First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nders Chydenius Legacy Today, Anders Chydenius Foundation, 2006, pp. 9-17. [3] 限制信息公开的理由共有7种：(1) 国家安全。相形之下，一般法经由议会简单多数的决议就可以进行修改。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

习近平认为，一个干部能力有高低，但在遵纪守法上必须过硬，这个不能有差别。对此，习近平说，各级领导干部或多或少都学过一些法律知识，但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相比，还很不够，必须加强学习，打牢依法办事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基础。其实很多事情党纪国法都有明确规定，平时认真学一学、看一看，或者在做事情前认真查一查、看一看，就可以避免犯错误、走邪路。另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强化监督，设置领导干部法治素养门槛，发现问题就严肃处理，不合格的就要从领导干部队伍中剔除出去

因此评估一项决策是否应予调整，还要看决策中谁有损失谁有所得。例如港珠澳大桥的环保争议和司法判决，凸显了利益集团介入的中国特点。

从各级人大代表议案和政协委员提案中，可以看到利益集团对决策制定和调整的巨大影响。（三）决策事实的判断 行政决策者对事实材料的审查主要是审查它与决策结果之间的逻辑推理关系的合理性，即决策理由的充分性。决策者应该力求将法律伦理所要求的公平正义以可靠且可理解的方式反映在决策结果之中，不能使他人的基本价值和公共利益蒙受重大损失。[7]由此，建立在缺乏可信事实基础之上的行政决策，必然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

因此，一项行政决策是否合理，需要复杂的审视。另一种是由于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缺乏责任意识，决策执行的程序和方法不当，盲目决策或者滥用决策权而导致的决策失误，即故意或者严重过失导致的决策失误。那些被民众所反对的决策，是否一定是不合理的决策？以PX项目为例，在此类公共问题的决策过程中，从问题提出伊始，历经决策议程设置、方案设置与选择、制定修改决策、反馈等重要步骤，都面临着争议和利益诉求。[10]社会科学数据需要特别予以关注，其应用可以提升决策品质，但不充分数据和概然性样本也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必须不断探索经验研究和效果，寻求可利用的社会科学数据，观察长期效果[11]，大数据的使用也将对行政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能够有效地创新决策的数据源和分析模式，改善决策主体的构成、理性反应能力，使决策评估更高效化、科学化和客观化，避免避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随意性等传统决策评估的诸多弊端。

行政决策制定和变更过程中，同时交叉着法律价值与法律事实两种范畴。决策赖以做出的法律事实不同于意见表达。

在封建社会和僵硬科层体制下，决策变更的几率既可能很低，也可能极大地反复无常地发生。12.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

决策变更如果是严肃的，就必须区分开决策中的事实和价值成分。（三）政府信用的恢复 行政决策调整牵扯到政府信用问题。决策合理性判断中的首要问题是事实问题。（3）涉行政规划决策，例如国务院调整撤并高等学校、黑龙江汇丰公司违章建筑拆除、大同市名城复兴改造、京沈客运专线终点站改变、郑万铁路火车站更址等决策变更。3.区域环境概况与圆明园水系变迁。（2）涉投资、价格、收费、补偿事项决策，例如福建长乐国际机场、川东化学工业公司天然气氯碱工程、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浮、广州春运公路客运票价浮动方案、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北京公交地铁调价、毕节市七星关区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广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标准提高、广州市自来水阶梯式水价调整等决策变更。

（4）决策者代表的公共理性也是一种公民理性。在决策执行中，如果利益受到影响的个人或组织不接受既定决策，他们就会启动变更机制，最后所调整出来的新决策，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方案或补救措施，因此更多的决策变更实为一种利益妥协决策。

合法性问题可以简化为合法律性问题且易于判断。特别是追求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是地方决策的主要动力之一，其行为漫向公司化立场，导致涉及地方公共事务的决策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金钱贿赂行为所左右。

进入专题： 行政决策 决策变更 。例如，一项工程决策从技术上可以有合理方案，但在利益面前又被迫采取了一种违背科学技术的方案。

③参见何翔舟：《政府决策的机会成本实证研究——以杨浦大桥收费的政府决策为例》，载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决策面临两种风险：技术风险和社会风险。意见实质上并不是观察者对现象的某些客观特性的描述，而是人们对现象的看法。中国决策机制的最大优势是反复试错，即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验新的政策工具，来寻求广泛而长期的政策重心，这种做法既保持了稳定性又不失灵活性，这是中国处理不确定性问题最突出的特点。

我国行政决策有自己的民主机制形成的历史脉络，展示了决策制定和调整的艰难、积极的自我革新的历程。（3）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

如果决策过程反复无常，决策结果具有损害性，就会侵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的信仰规范。例如，2005年6月，清华大学环境影响评价室出具的《圆明园东部湖底防渗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对决策改变更具有证据力①。

②参见王林友与台州市椒江大桥实业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5）台椒民初字第898号。在事实属性和类型方面，工程技术人员无疑在行政决策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在规制决策的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9]p3，社会科学家在重大公共决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与此同时，人民代表大会机制、司法机制逐渐在决策变更中发挥法律监督作用，人大决策或法院判决将会导致一项具体决策停止执行或者取消。决策变更也叫决策变动、决策修改、决策调整。在关于不确定性问题的决策上，知识和信息至关重要[8]p15-16，决策者应该寻求有关专家来帮助解决决策中的科学技术事实问题。这就需要行政机关秉持实事求是、亡羊也要补牢的心态和理智，力图通过科学而民主的决策调整机制，重建决策失误和腐败危机所带来的信用秩序。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通常无法祛除价值分析，但是在区隔价值和事实的二分法中，事实问题又经常受到忽视。在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中国特色的利益集团初露端倪。

中国行政决策的制定和变更杂糅了更多更复杂的政治考量，决策也体现了更多的地方性知识。[1] 行政决策的主导力量是行政机关，但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并非纯粹是政府的单方行为。

（二）利益竞争的压力 1、个人利益最大化 个人或组织的权利义务界限不清楚，也是导致决策变更的重要原因。（2）是否超越决策机关的法定权限。